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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中美關系的新博弈:擴大開放迎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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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8 14:40

  • 在筆者看來,當前中國解決中美貿易爭端的決心已然明確,一系列擴大開放的措施和表態也相對積極,是值得肯定的。

    沈建光 每年兩會后,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以下簡稱“高層論壇”),都會圍繞當下全球和中國經濟的重要話題展開討論。今年高層論壇以“堅持擴大開放、促進合作共贏”為主題,恰與近年來逆全球化思潮涌動、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的背景吻合。會上的諸多討論,對于思考中美關系的演變與未來、以及如何順應全球與中國經濟與政治環境的深刻變化提供了有益參考。

    變化中的中美關系

    筆者連續多年參加高層論壇,雖然中美貿易問題去年才被激化,升級為中美貿易戰,但對于中美關系的變化其實近年來的高層論壇上已屢有提及。早在2015年筆者參加高層論壇時,論壇的諸多發言便已提到中美角力的現實,這其實為后來貿易戰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例如,在2015年前美國財長魯賓的發言中,便提到了一個不正常的新現象,即中美雙方在討論雙邊關系之際,常常從批評對方開始:美方抱怨人民幣匯率受到干預,政府對于企業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實施不公平的補貼,以及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而中方則不滿于美方的管制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準入實施限制等問題。同時,不僅僅政界人士公開發表對于中美關系擔心的發言,論壇的間隙,筆者也不乏聽到美國企業對中方的抱怨之詞。

    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更是早在2015年論壇演講中便將中美摩擦背后的實質說成是“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傳統沖突”。筆者亦于2015年在FT中文網發表專欄文章《中國經濟“新常態”和外交“非常態”》,提到中美關系事實上已經進入了“非常態”,中國崛起將對現有國際秩序和美國的霸權地位形成沖擊,意味著未來中美雙方在經濟、政治、外交領域的摩擦將不斷加劇,中美關系或許已經邁入相互試探、調整和重塑的“非常態”階段。

    對比今年論壇,雖然當下中美貿易談判仍在持續,中美雙方圍繞國企補貼、落實開放機制等問題仍然有分歧,但今年的論壇上,外方代表在發言中卻對這部分鮮有涉及,大多數發言顯得恭敬又不失禮儀。美方商界金融界領軍人物達里歐、庫克等都對中美經貿前景表示樂觀,也有美國代表提及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十分符合中方論調,相對來看,有警示性建設性的意見卻十分有限。

    但其實,越是警示性的提醒往往越需要珍視,只有及時的看到問題,提出問題,才能提前做好應對,以免誤判局勢,加大內外部經濟運行的壓力。在筆者看來,雖然當下中美貿易談判達成協定是大概率事件,中美雙方談判也已經在在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壁壘、服務業、農業以及匯率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然而,在競爭中性、國企定位等問題上,中美仍有分歧需要解決。必須看到的是,達成協定僅僅是解決中美貿易爭端的萬里長征第一步,后續貿易承諾執行機制仍然十分重要,可以預見協定落地執行的過程中也難免會有更多波折。

    擴大開放應對外部壓力

    當然,在改革開放走過四十年的時間當口,應對外部風險,當下中國高層傳達出的信息已然清晰:即將對外開放推向更高的階段。例如,在本屆論壇上,中國決策層的發言便傳達出明確的開放信號。如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強調,中國將堅定不移全面擴大開放,不僅僅在金融領域,將允許更多領域實行外資獨資并加快電信、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開放進程。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表示,將認真實施《外商投資法》,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并規定禁止強制技術轉讓,走開放合作之路。

    央行行長易綱表示,進一步推動金融改革和開放,推動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完善利率、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也表示,下一步資本項目開放將著力推動少數不可兌換項目的開放,提高可匯兌項目的便利化程度。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則提出,下一步金融開放的方向和領域包括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條件,取消或放寬對外資金融機構進入國內市場在規模、年限、股東類型和持股比例等方面的數量性限制,以及拓寬外資金融機構的業務經營范圍等。

    在筆者看來,當前中國解決中美貿易爭端的決心已然明確,一系列擴大開放的措施和表態也相對積極,是值得肯定的。實際上,中國改革開放空間巨大,雖然面臨中美貿易紛爭的外部不確定性,但自去年在博鰲論壇后宣布一批開放措施之后,特斯拉就已經宣布在上海投資50億美元建廠,同時巴斯夫、美孚亦已在中國啟動了百億美金項目。而“一帶一路”方面,中國不僅已經同1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近日亦與意大利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議,意大利成為首個加入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G7國家。

    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擴大開放能夠持續推進,不僅是緩釋外部壓力的需要,也可以為中國經濟實現轉型發展提供重要契機,是平衡內外部壓力下的最優政策選擇。當然,未來在推動新一輪開放的過程中,仍有很多不確定性。例如,對外如何與美國就開放與監督機制達成一致意見,減少外部壓力,仍有待最后確定。而對內如何真正落實競爭中性原則,取消對國有企業的補貼以及取消各種對外資的隱形限制,也并非易事,具體如何執行,仍然是值得重點觀察的領域。

    沈建光 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

    撰文:沈建光    

    審校:楊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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